一名好医生，考虑的不仅仅是医学上的“技术参数”。只有既符合科学、又符合人性的治疗，才是最完美的治疗
最近，一位女作家讲述了一段经历：在母亲查出乳腺癌后，她曾和医生讨论手术的必要性。结果，她惊讶地发现，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见解。有的医生认为，生命高于一切，乳房对于老人已经失去意义，因此，切除乳房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；有的医生则认为，在乳腺癌早期，局部清扫一下淋巴癌细胞即可，完全不必切除乳房，因为人不仅仅要活着，更要注重生命质量。这些持不同观点的医生，都是她的朋友，不涉及任何利益。这件事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医疗并不是一个ISO9000标准管理系统。
也许，这就是医学的特殊性。任何一个医疗决策，既要考虑客观因素，又要考虑主观因素；既要考虑疾病特点，又要考虑患者心理。忽视了任何一点，都不是完美的治疗方案。
从客观因素看，人体是世界上最复杂的“机器”。机器是人造的，工程师的手里有图纸和说明书；而对于人体，医生手里没有图纸和说明书，只能靠不断尝试和探索。同时，由于每台人体“机器”不完全相同，存在“个体差异”，医生需要因人而异，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。
从主观因素看，人对生命的价值判断千差万别。不同的人对生命质量的期望值不同，对治疗方案的选择也会有差异。例如，有人宁愿有尊严地活半年，也不愿痛苦地躺十年；有人却愿意不惜一切代价，多活一天是一天。
所以，一个完美的治疗方案，应该是医患双方共同完成的。如果没有患者的参与，即便医生的决策很正确、手术很完美，但病人的“幸福指数”未必高。
一般而言，医患关系有三种模式：主动—被动型、指导—合作型、共同参与型。主动—被动型是指治疗方案基本由医生作出，患者并没有与医生进行足够的交流；指导—合作型是指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主动意识，但医生仍具有权威性，处于医患双方的主导地位；共同参与型是指医患双方在诊疗过程中进行协商和讨论，共同作出结论。据调查，我国的医患关系模式正处于由主动—被动型向指导—合作型转变时期，离共同参与型还有很大差距。而这也是导致医患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长期以来，很多医生存在一种“技术傲慢”，不屑让患者参与医疗决策。他们认为，如何治疗是医生的事，患者只要“听话”就行。其实，这是对医学的片面理解。医学既是一门科学，也是一门艺术；医生既要有科学精神，又要有人文精神。在治疗中，医生和患者共同协商，是对患者知情权、参与权的尊重。因为医生不能只关注疾病，更要关注生病的人。
我国著名妇产专家林巧稚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：一位病人怀孕3个月，发生子宫出血，经诊断是宫颈癌。按照常规，不仅孩子不能保留，还要立即切除子宫。林大夫和病人沟通后了解到，病人非常想要这个孩子。于是，她决定在严密的观察下将这次妊娠继续下去。经过6个月的悉心诊治，孕妇平安，胎儿成熟，林大夫为病人做了剖腹手术。事后，林巧稚说：“有时你开了刀，治了她的病，但她并不快活，她得到了生命，却失掉了幸福。”
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教授曾说：“科学家更多地诉诸理智，艺术家更多地倾注感情，而医生则要把热烈的感情和冷静的理智集于一身。”可见，一名好医生，不仅要考虑医学上的“技术参数”，更要考虑病人的“幸福指数”。只有既符合科学、又符合人性的治疗，才是最完美的治疗。
最近，一位女作家讲述了一段经历：在母亲查出乳腺癌后，她曾和医生讨论手术的必要性。结果，她惊讶地发现，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见解。有的医生认为，生命高于一切，乳房对于老人已经失去意义，因此，切除乳房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；有的医生则认为，在乳腺癌早期，局部清扫一下淋巴癌细胞即可，完全不必切除乳房，因为人不仅仅要活着，更要注重生命质量。这些持不同观点的医生，都是她的朋友，不涉及任何利益。这件事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医疗并不是一个ISO9000标准管理系统。
也许，这就是医学的特殊性。任何一个医疗决策，既要考虑客观因素，又要考虑主观因素；既要考虑疾病特点，又要考虑患者心理。忽视了任何一点，都不是完美的治疗方案。
从客观因素看，人体是世界上最复杂的“机器”。机器是人造的，工程师的手里有图纸和说明书；而对于人体，医生手里没有图纸和说明书，只能靠不断尝试和探索。同时，由于每台人体“机器”不完全相同，存在“个体差异”，医生需要因人而异，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。
从主观因素看，人对生命的价值判断千差万别。不同的人对生命质量的期望值不同，对治疗方案的选择也会有差异。例如，有人宁愿有尊严地活半年，也不愿痛苦地躺十年；有人却愿意不惜一切代价，多活一天是一天。
所以，一个完美的治疗方案，应该是医患双方共同完成的。如果没有患者的参与，即便医生的决策很正确、手术很完美，但病人的“幸福指数”未必高。
一般而言，医患关系有三种模式：主动—被动型、指导—合作型、共同参与型。主动—被动型是指治疗方案基本由医生作出，患者并没有与医生进行足够的交流；指导—合作型是指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主动意识，但医生仍具有权威性，处于医患双方的主导地位；共同参与型是指医患双方在诊疗过程中进行协商和讨论，共同作出结论。据调查，我国的医患关系模式正处于由主动—被动型向指导—合作型转变时期，离共同参与型还有很大差距。而这也是导致医患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长期以来，很多医生存在一种“技术傲慢”，不屑让患者参与医疗决策。他们认为，如何治疗是医生的事，患者只要“听话”就行。其实，这是对医学的片面理解。医学既是一门科学，也是一门艺术；医生既要有科学精神，又要有人文精神。在治疗中，医生和患者共同协商，是对患者知情权、参与权的尊重。因为医生不能只关注疾病，更要关注生病的人。
我国著名妇产专家林巧稚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：一位病人怀孕3个月，发生子宫出血，经诊断是宫颈癌。按照常规，不仅孩子不能保留，还要立即切除子宫。林大夫和病人沟通后了解到，病人非常想要这个孩子。于是，她决定在严密的观察下将这次妊娠继续下去。经过6个月的悉心诊治，孕妇平安，胎儿成熟，林大夫为病人做了剖腹手术。事后，林巧稚说：“有时你开了刀，治了她的病，但她并不快活，她得到了生命，却失掉了幸福。”
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教授曾说：“科学家更多地诉诸理智，艺术家更多地倾注感情，而医生则要把热烈的感情和冷静的理智集于一身。”可见，一名好医生，不仅要考虑医学上的“技术参数”，更要考虑病人的“幸福指数”。只有既符合科学、又符合人性的治疗，才是最完美的治疗。
